年已经离我们而去，当代文学愈发疏离我们的生活，但其愈发与时代和人类的脉络紧密相连。从宏观的世界文学来看，世界各地区、各语言，越来越地联系在一起，全世界越来越共享同一套价值标准和审美核心，但这并不意味着趋同，而毋宁说是全世界内在地联系在了一起。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塞内加尔（裔）作家，或者非洲（裔）作家在国际文学奖项上的风行了解到。
从具体的写作实践来看，首先，和大多数理论家所畅想的相反，世界文学并没有和高新技术有深度且系统的联谊，当今世界文学和媒介革命并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其次，现代主义和此时此地的联动效应愈发明显，而这与社会与技术变迁吸纳现代主义的成果也是同步的；最后，世界文学越来越倚重历史叙事，其表现就是历史小说及其各式衍生体裁越来越横通流行。
回到本土，中国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仍然非常暧昧。年中逝世的胡续冬，多年来教授和普及世界诗歌（WorldPoetry），但是非但世界诗歌（WorldPoetry）这一概念和创想至今仍不为人们熟知，甚至胡续冬在世界诗歌、世界文学方面的贡献也较少有人追怀和继承。
年，世界各地区、各语言逝世的著名作家有：维德·梅塔（VedMehta）、拉什·努连（LarsNorén）、穆里德·巴尔古蒂（MouridBarghouti）、菲利普·雅各泰（PhilippeJaccottet）、阮辉涉（NguyenHuyThiep）、纳娃勒·赛阿达维（NawalEl-Saadawi）、弗里德里克·麦勒克尔（FriederikeMayrcker）、雷佐·加布里亚泽（RevazRezoGabriadze）、萨阿迪·优素福（SaadiYousef）、迪莉亚·菲亚洛（DeliaFiallo）、胡续冬、埃德·布林斯(EdBullins)、罗伯特·布莱（RobertBly）、琼·狄迪恩（JoanDidion）等等。
以上十余位作家中，大多数作家生于、、年代，他们完整经历了二战、去殖民化运动、“五月风暴”、冷战、苏联解体、9·11等二十世纪以来惊心动魄的历史，以及坎坷但也开阔的社会变迁。而如我们所熟知，二战前后囤积了灿烂多彩的现代主义诸潮流，这些曾处于巅峰的现代主义便是他们的养料，以及影响的焦虑源。但我想，他们大体上是全新的，是超越现代主义的，他们与我们的联结较之于我们与现代主义者们更充分，也更密切。
十余位作家中最年长者是迪莉亚·菲亚洛，她生于年，她只比表单中弗里德里克·麦勒克尔、菲利普·雅各泰、罗伯特·布莱三位诗人早出生一两年，以上四位几乎可以说都是百岁老人。其中五位作家生于年代中叶，他们是维德·梅塔、琼·狄迪恩、萨阿迪·优素福、埃德·布林斯、雷佐·加布里亚泽。此外，纳娃勒·赛阿达维生于年，而拉什·努连、穆里德·巴尔古蒂都生于年。
其中最年轻者是胡续冬，他生于年，或许由于时代和年龄的缘故，他还没有被完全经典化，但其在文学和研究方面的价值正在被挖掘和认知。胡续冬也是表单里唯一一位中国作家。而次年轻者是阮辉涉，他本人也可以笼统归入年代出生的行列。
维德·梅塔（VedMehta）：二战后最杰出的盲人作家或有视觉障碍的作家（梅塔拒绝盲人作家这个称谓）.3.21–.1.9
年，因帕金森病并发症，维德·梅塔在纽约曼哈顿去世。梅塔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印度（裔）作家之一，其私人经验、（从盲人视角延宕来的）视觉描述，与现代印度的历史卯合在一起，构成了跨时代的奇景。梅塔最重要的著作是跨越其后半生，从年到年的《流亡的大陆》（ContinentsofExile）。
梅塔生于英属印度的拉合尔（现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印度教家庭，3岁因患脑膜炎而不幸失明，所幸在两位在殖民政府公共卫生部门主事的父母的帮助下，梅塔进入了当时印度最好的盲人学校，印度独立后梅塔短暂沦为难民，中间也曾短暂进入一个盲人学校，后又先后就读于阿肯色州盲人和视觉障碍学校、波莫纳学院、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哈佛大学。
26岁时，梅塔成为《纽约客》的专职作家，他撰写关于印度、基督教神学、哲学的报道，他与英国哲学家和哲学教授的访谈很快集结成了《苍蝇与捕蝇瓶》（FlyandtheFly-Bottle:EncounterswithBritishIntellectuals），其中苍蝇与捕蝇瓶的典故出自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写道，“给苍蝇指出飞出捕蝇瓶的出路”。梅塔对新闻的定义别有一番生趣，他说做新闻就如同在平静中回忆事件，也就是说，梅塔继承的是折衷主义（eclecticism）的伟大传统。
“每时每刻，我都会将我敏锐的感官收到的所有信息本能地转化为视觉或图像。我创造我自己的现实，并以我自己的方式看待事物。”其实，梅塔的视觉想象和视觉描述纯粹来自于他的听觉，以及他的认知训练，毋庸置疑，多数视觉障碍患者都有超乎常人的听力，梅塔也不例外，有次采访，梅塔还听到了采访对象香烟燃烧、烟灰摇摇欲坠的声音。当然还有其他感觉，比如味觉。在《流亡的大陆》第一卷，梅塔就描述了春望节(VasantPanchami)来临时，人们欢庆的状态。梅塔写道，“人们穿黄衣服，放黄风筝，吃黄甜食，来庆祝这个节日。”梅塔和他的文学，给我们展现了一种本真的希望：匮乏有时也会带来启示和创造。
拉什·努连（LarsNorén）：现代欧洲戏剧大师，后斯特林堡时代大师.4.9–.1.26
年，因新冠引发的并发症，拉什·努连在斯德哥尔摩去世。努连是20世纪最后30年欧洲最重要的戏剧家之一，努连主要接续了尤金·奥尼尔、哈罗德·品特的现代戏剧，其突出之处在于，他将戏剧创造和私人生活勾连在一起，并用戏剧艺术点燃了现代生活的荒谬、孤独、碎裂。Norénare一词如今已是瑞典人的常用词，他用来指代那些出现了故障或者分崩离析的家庭。努连普遍被看作是斯特林堡后最伟大的瑞典戏剧家。
努连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自12岁开始便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中学时期中止学业，但青春时期，努连就完成了第一部剧本，出版了第一本诗集。20多岁时，努连曾被幽禁在精神病院，过了一段地狱式的生活，但他从未放弃写作，离开精神病院后，努连恰逢爆炸的年代，诗集《百科全书》（Encyklopedi）可以说是此段岁月的休止和升华。当家庭生活，父与母的原型在他的文学中比重越来越重时，努连开始转向戏剧创作。
年代初，努连创作了《夜晚是白天之母》（Nattenrdagensmor）、《混乱与上帝为邻》（KaosrgrannemedGud），这两部作品奠定了努连的戏剧地位。年首演的《7:3》给努连整个戏剧生涯增添了些许奇幻色彩：戏剧演员原本是在押囚犯，他们在舞台上一边扮演角色，一边扮演过去的自己，大肆宣扬极右主义言论，而演出终了，他们重新回到大街上，又实施了一次抢劫银行的罪行。努连的大部分戏剧都在瑞典皇家戏剧院首演。
破碎的家庭，自我毁灭的个体，酒精与毒品，空虚和沉默，异化或乌合，这些是努连戏剧的核心。然而无论是暴力，还是平静，舞台上发生的一切都有关于创造，有关于自我再造，从宏观文化的角度来讲，这是存在主义之后人类漫长的自我疗愈的过程。在《人际圈3:1》（Personkrets3:1）中，努连回到日常，回到街头，瘾君子、皮条客、精神病患诗人、酒鬼、失业者们上演了一幕幕充满困境和本真的生活。努连最后一部剧《3.31.93》延续了这个主题，在候诊室、停尸房、公园小道、客厅，人们重新组装，重新生活。“对我来说，空荡荡的舞台是神圣的，到舞台上去，就是我最宏大的抱负，以及最难的求真之路。”努连曾总结道。
此前，努连的《关于爱情》（Omkrlek）曾于上海戏剧学院演出，奥尼尔传记戏剧《命运之影》（Ochgeossskuggorna）则在国家大剧院、东方艺术中心演出。万之、王梦达、赵立新、俞岚曾翻译了努连的五部戏剧，《一种地狱》（EttsortsHades）、《航站八》（Terminal8）、《纯净I+II》（RenI+II）、《关于爱情》（Omkrlek）、《阴影》（Skuggor），收录于《一种地狱：瑞典戏剧家努连剧作选》。
穆里德·巴尔古蒂（MouridBarghouti）：巴勒斯坦诗人与当代经典.7.8–.2.14
年，穆里德·巴尔古蒂在约旦首都安曼去世。巴尔古蒂是阿拉伯语世界最著名的当代作家之一，也是一位卓越的人道主义者和批评人士。
巴尔古蒂生于巴勒斯坦拉姆安拉附近的迪尔·加萨内村，巴尔古蒂自小因为政治因素逃离了家乡，在流亡期间，他爱上了阿拉伯解放运动浪潮时的代表诗人巴德尔·沙基尔·赛亚布（BadrShakirAl-Sayyab）。六日战争期间，巴尔古蒂正就读于开罗大学，他一心想成为诗人，但政治现实迫使他再难返回家乡。其时，巴尔古蒂与拉德瓦·阿舒尔(RadwaAshour)情投意合、共结连理，不久后，巴尔古蒂又被驱逐出埃及，流亡到黎巴嫩贝鲁特、匈牙利布达佩斯等地。年，埃及接纳巴尔古蒂，准许其入境，年“奥斯陆协议”签订后，巴勒斯坦也准许其入境。巴尔古蒂是流亡人士，多国护照持有者，也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无党派人士。
年代后，巴尔古蒂学会了用相机式的语言写诗，他在字里行间倚重没有抽象性的名词，为阿拉伯英雄主义式的语言降温。在一次采访中，巴尔古蒂提到，他学习像果树一样，删掉多余的枝叶，保留地道的意象。巴尔古蒂和达尔维什有过密切的往来，他经常在后者主持的Al-Karmel杂志上发表诗歌，但两者有些许不同，达尔维什仍然坚持慷慨道义式的书写，而巴尔古蒂则取法庸常世俗。如此说，用抵抗诗歌、流亡诗歌等术语，似乎并不足以恰当形容巴尔古蒂。诗歌之外，巴尔古蒂还写作散文，他最知名的非虚构作品是《拉姆安拉如在》（RaaytuRamAllah），在这本书里，巴尔古蒂回顾了他的流亡生涯。
最后分享一首巴尔古蒂的诗歌，《我没有问题》，借此其诗的质地可见一斑：
“我看着我自己：/我没有问题。/我看起来很正常，/而且，对某些女孩来讲，/我的白发甚至很有魅力；/我的眼镜做得好看，/我的体温恰好37度，/我的衬衫熨得笔直，/我的鞋子不会打脚。/我没有问题。/我的双手没有镣铐，/我的舌头还没有被禁语，/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判刑，/也没有被解雇；/我可以去监狱探望我的亲戚，/我可以去不同的国家替他们扫墓。/我没有问题。/我的朋友头上长出狞角，/我并没有被他吓到，/他把显眼的尾巴藏在衣服里，/我欣赏他的机灵，/我喜欢他平静的爪。/他可能会杀了我，但我会原谅他，/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他可以时不时地伤害我。/我没有问题。/电视主播的微笑/不再令我作呕。/我习惯那些卡其色/日日夜夜/拦截我的肤色。/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把身份证带在身上，/即使是在游泳池。/我没有问题。/昨天我的梦搭上夜行列车，/我不知道该如何跟它们告别。/我听说那列火车/在荒谷中撞毁/（只有司机逃过一劫）。/我感谢上帝，我松了口气，/我不过是做了个小小的噩梦，/但愿可以发展成伟大的梦想。/我没有问题。/我自出世以来一直看着自己。/我在绝望中记取：/死后还有生命；/死后还有生命，/所以我没有问题。/但我的问体是：/哦，我的上帝，/死亡之前可有生命？”
菲利普·雅各泰（PhilippeJaccottet）：世界诗歌大师.6.30–.2.24
年，菲利普·雅各泰在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格里尼昂市家中去世。雅各泰是二战后改变法语诗歌的诗人，生前即入选“七星诗社丛书”，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其唱出了世界的美好与文字的易逝。遗憾的是，雅各泰的诗歌在欧洲全境普及度并不高。此外，雅各泰还翻译了大量现代经典，如穆齐尔、里尔克、荷尔德林、翁加雷蒂、曼德尔施塔姆，甚至于他们的全部作品。
雅各泰生于瑞士沃州的穆东镇，自幼热爱文学、法语，又来入读洛桑大学，大约同一时期，古斯塔夫·鲁德带给了雅各泰关于诺瓦利斯、荷尔德林的信仰。在年代和年代的光景，雅各泰曾短暂居住在巴黎，结识了《瞬间》（Lphémère）的同仁，如伊夫·博纳富瓦、安德烈·杜·布歇特、保罗·策兰，以及弗朗西斯·蓬热等诗人。此时，雅各泰开始在多家媒体或文学期刊上撰稿，如《84》、《为了艺术》、《洛桑文学报》、《新法兰西杂志》。经过介入讨论、现象学与神秘学浸染后，雅各泰选择与安妮·玛丽·雅克特隐居在普罗旺斯地区，并在此度过其大半个人生。擦除就是雅各泰发光的方式，如其在一首诗歌中提及的。
“所有诗歌活动都是为了调和，至少把极限与有限、清晰与晦涩、气息与格式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为什么一首诗会把我们带入我们的内心，带入我们的内心世界，带入我们的想象宇宙。气息滋长，上扬，绽放，隐退；气息使我们生机勃勃，使我们逃脱尘网；我们尝试迎合它，而不是扼杀它。”雅各泰在其中一个片段说道。正如乔治·布莱所评价的，“每一次，雅各泰都完全自然地被这些瞬间性的感觉挟卷，不再活在时间连续的流程里，也就不再活在通常构成人类存在之维度的牵连活规定之中。于是，诗人非常朴素地感受着，在一个只有其自身时间的小宇宙的内部，在那里，甚或没有时间的波动。”
和常见的解释或许相反，雅各泰与其说是逃逸高蹈的现代主义诸潮流，不如说是回归不准确的、朦胧的诗人自我。其在一个片段中写道，“最耀眼的诗歌最轻易地赐予我，它未经修饰就从我的头脑中涌出。也许我的思考里有道家的痕迹。”正如让·斯塔罗宾斯基所评价的，“对雅各泰而言，真理既不是一种信仰，也不是一种思想的体系，甚至也不是一种情感的传达。真理呈现在于世界维持的关系的品质之中，在和我们面对面、又逃逸的事物维持的关系的不断新生的准确性之中。”
阮辉涉（NguyenHuyThiep）：越南短篇小说大师.4.29-.3.20
年，阮辉涉因中风发作在河内去世。越南作家公认，阮辉涉是越南自年以来最重要的作家，他伴随着越南“革新开放”而崛起，如保宁所言，阮辉涉以一种“真正现实”的方式呈现出了现状，使得越南文学体系幡然改变。也由于此，阮辉涉的作品在欧美世界也颇被看重。
阮辉涉生于越南太原市，后随家迁往河内市，阮辉涉考入河内第一师范大学学习历史学。毕业后，阮辉涉分配到北部山区当教师，他的学生主要是接受短期培训的公务员和军人。受到父亲的影响，阮辉涉自小就阅读了大量书籍，除越南文学外，还有来自中国、苏联、法国的作品。年，阮辉涉调回河内在教育部工作，后又调到地图局地图测量技术公司。年，阮辉涉第一部作品，《华达之风》（NhngngngióHuaTát）在河内出版，作家的生活境遇也大大改善，告别了基本的贫困。
阮辉涉的文学以真实着称，阮辉涉的真实很多样，它不仅指现实主义的真实，还指（后）现代主义的真实。例如，在《农村的教训》中，阮辉涉恰到好处地针砭时弊，“我们所有的城市居民和有学问的人都对农民犯了重罪。我们以自己包括教育和假科学的物质乐趣在摧毁着他们，用法律来折磨他们，用感情来欺骗他们，敲骨吸髓地剥削他们，我们以全部的文件和文明的概念这些上层建筑的东西来欺压农村……民众也是这样的轻信和浅薄，政治家们、天才家们是能够把民众推向一边的人。民众求利，只要有一丁点的利就阿谀而来……”。而其成名作《退休将军》则呈现出了多个面向，其对崩解的社会秩序的书写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当代的一面。看看它的开头就知道了，“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那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被淡忘的几个熟人的面孔在我的脑海中骤然清晰起来，躺在坟墓中的父亲兴许会因我的文字而失去了平静。但我仍执意要这么做。也请读者们看在激励我写作的那种感情的份儿上谅解我文笔的拙劣。我先声明：这种感情，正是出于我对父亲形象的维护。”《退休将军》这篇短篇小说中译本曾出现在《译林》年第5期。
纳娃勒·赛阿达维（NawalEl-Saadawi）：伟大的阿拉伯语女权主义者.10.27-.3.21
年，纳娃勒·赛阿达维在开罗去世。赛阿达维是伊斯兰世界最有国际声望的女性作家，她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在其一生中，赛阿达维用她的智慧和力量抗拒来自父权制的压力和剥削，她成功了。
赛阿达维出生于埃及的KafrTahlah，父亲是进步的政府官员。6岁时，赛阿达维就被迫接受了割礼，即“女性生殖器切割”（FGM），她在10岁就几乎结婚了。、年代，赛阿达维在开罗大学读书，并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10年后，赛阿达维又在哥伦比亚读了公共卫生硕士。青春期时期，赛阿达维就开始反思父权制、男女不平等问题，她在行医就诊期间更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