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国家如何死亡》封面
参考消息网6月12日报道德国《国际政治与社会》网站5月24日刊登了题为《“他的同党必须划清界限”》的采访报道，访谈对象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和欧洲研究中心研究员丹尼尔·奇布拉特。他的研究重点是民主化、国家建设与欧洲政治，日前他出版了新书《民主国家如何死亡》，其中探讨的问题不止于唐纳德·特朗普，背后可以追溯到特朗普之前的美国政治的深刻两极分化现象。以下是采访摘要：
特朗普现象的特别之处
柏林艾伯特基金会国际政治分析部主任米夏埃尔·布勒宁博士问：奇布拉特教授，您在《民主国家如何死亡》一书中写道，当前美国所发生的事情让您回忆起欧洲世界大战的时代。您没有夸大危险吗？这种体制不够稳定吗？
奇布拉特答：我认为，这一体制非常稳定，有很多乐观的理由。根据一些标准，美国民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除此之外，美国还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从未有一个像美国这样古老和富裕的民主政体失败。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认为的确处于相对安全的位置。但是尽管如此，这也是我们写这本书的原因，即美国的民主确实受到威胁。这一威胁不仅来自特朗普，而且将长期存在。值得指出的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弱点——它们比我们许多人长期以来所想象的更危险，我们中的一些人，包括我自己，过分相信美国民主。
我们认为，政客们的行为有多糟糕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的体制可以应对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人们看看这个世界，就会发现政治体制也会崩溃。
问：民粹主义的崛起似乎是一种世界性趋势。特朗普现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答：已故政治学家胡安·林茨在20世纪70年代曾建议进行一种测试。这种测试让公民、科学家以及其他所有人都能检验一名想要担任职务的候选人是否会对民主构成威胁。第一个警告信号是，一位政治家攻击媒体。第二个警告信号是，他质疑选举的合法性——譬如他说，他不会接受选举的结果，或者认为选举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好处。第三个警告信号是，当政治家指责他们的对手是外国势力的代理人或无权谋求职位的刑事罪犯……
问：“封杀他们！”
答：没错！这正是候选人特朗普年10月对他的竞选对手希拉里所讲的。“封杀她！”最终如果政治家推崇、要求或参与暴力的话，这是人们可以认清一个专制的政治家的四个警告信号。现在关于特朗普的可怕事情是，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一位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符合所有这四项标准。现在人们可以说，这只是言辞或废话。他不是那个意思。你们不要烦恼。但言辞实际上可能有后果。
问：您能举个例子吗？
答：如果一位总统怀疑选举的合法性，并且罔顾所有事实，声称存在着大规模的选举舞弊的话，这会对公共舆论造成影响。看一下共和党人对自由选举的态度，民调显示，今天大多数共和党选民认为美国的选举不合法，而且他们被大肆欺骗，这是特朗普言论的后果。即使这位总统宣称媒体是人民的敌人，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只是文字。但据民调显示，40％的共和党人认为媒体正在撒谎，并不断发明新闻。所以我们有一个基本价值观被质疑的民主，即自媒体和选举。但是第三个原因也很重要：它会引起反弹。让民主党反对派紧张，过度反应的诱惑是很大的。这是危险的，因为这种语言和双方的这种过度反应都会导致螺旋式升级。
如何不沦为民粹主义？
问：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民主党人的反应是问题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滋养民粹主义的怪物吗？
答：可能会发生。没有简单的答案。反对派民主党人应如何应对专制的政治家？这是一个古老的困境。人们是不惜一切代价去战斗，并且将政治家赶出去？或者只是搞一般的政治？这两种方式都有其缺点。然而如果让事态升级，在我看来，存在着人们“追求如何跟共和党人斗争”的战略风险，即模仿共和党人的无所顾忌的战术。这由此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即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升级，而这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问：如果政党想要反击的话，它们怎样能够在不沦为民粹主义的情况下继续受欢迎？
答：主要标准是：取决于政治家们是加强民主规则还是破坏这些规则？举一个例子：年1月，美国就关于非法移民的子女是否应该有入籍的可能开展大讨论。这对民主党来说非常重要。最终他们封杀了这一政治进程，并且让政府瘫痪。这是正确的战略吗？这是一个难题。瘫痪政府的行为是肆无忌惮的。民主党人从来没这样做过，但共和党人已经干过。我想说，这是一种鲁莽和危险的政治。虽然人们必须为其信念而奋斗，但是民主党人在作出决定之前必须自问：“我们的行为会加强还是会削弱民主体制？通过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机构10年后会变得更弱还是更强？由此是否促进公民自由、民主选举以及媒体自由？”任何破坏这些事情的行为都是对民主反对派的一个不应逾越的限制。
问：我们看一下光谱的另一面。毕竟这是特朗普接管的共和党。不应该由共和党人作出回应吗？这真的是进步人士的任务吗？
答：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必须采取行动。在很多方面，特朗普是共和党的一个问题，他的崛起是共和党人崩溃和激进化的一个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应对这种局面的主要责任在共和党人。
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特朗普怎样掌的权？其次，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在我们的书中，我们试图表明建制派的反应至关重要。无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委内瑞拉，20世纪20年代的意大利还是20世纪20年代末的德国，问题一直是当建制派受到一个局外人的攻击时，它应如何应对。在所有上述情况下，建制派都投降了。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比利时，曾经有一个激进的右翼政党——天主教党与其他党派联手。它们就不与右翼政党结成执政联盟达成一致，因此右翼联盟未能得逞。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建制派政治家有责任设定一个阻止激进的挑战者掌权的界限。但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它们已经掌权，该怎么做？一旦越过这一界限，建制派必须干预。
问：那么保守派必须阻止右翼民粹主义者吗？
答：是的。美国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一种方法可以遏制总统滥用权力的行为。他的盟友，即他的同党必须划清界限。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去总统职务，正是因为两名共和党政治家到他那儿对他说：“您被指控渎职，所以您最好辞职。”其中一人是巴里·戈德华特。因此尼克松是在共和党人拒绝支持他的情况下辞职的。其关键在于，从历史上看，专制的政治家党内同志有特别的战略和道德责任以限制现任掌权者造成的损害。
特朗普会自取灭亡吗？
问：那么民粹主义政党呢？是否存在着这样的机会，即它们一旦掌权，并且无法再打仇视精英的牌时，它们会自我解除神秘化？特朗普会自取灭亡吗？
答：这是可能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不会奏效。我们就举年意大利的例子。当时该国保守派在选举前曾决定，将墨索里尼的党列入其党派名单。保守派也想到了这个主意，后来又反悔了。正如人们可以想象的那样，那样做存在着给一个局外人合法性的危险。总统制和议会制也有区别。当特朗普被共和党提名时，他突然有了50%赢得整场比赛的机会。我认为，包容和揭秘战略在作为少数派伙伴的政党可以参加联盟的议会制度中更有意义，在那里，这种解散战略比总统制更有意义。
问：在您的书中，您也写到当选的专制政治家倾向于掌握更多权力的危险。您能解释一下吗？
答：这方面最大的困境是，这些当选的人从民众上是合法的。但是当他们在执政时，他们的行为方式却让民主机构遭受痛苦。在我们的书中，我们区分了三种策略：首先，我们试图把这场政治游戏的裁判抓在自己手里，即监督机构、法律机构和国家的核心部门。土耳其和维克多·欧尔班领导下的匈牙利都有这些迹象。而在美国，我们也目睹了特朗普总统以笨拙的方式试图干预调查、把中情局局长解职、将总检察长置于压力之下。当然总统有宪法赋予的权利这样做，但是最终的后果是让仲裁法官失去了自由，而他自己得到更多的权力。
第二项策略是，打击包括媒体和私营部门在内的反对派。当选的专制政治家常常攻击反对派公司、大学或媒体。如果特朗普总统在背后说亚马逊老板的坏话，后者同时也是《华盛顿邮报》的老板，那也是在打击批评总统的人。这种发展还不是很先进，但它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第三项策略是，朝对他有利的方向改变游戏规则。在一位当选的专制政治家推行了另外两项策略后，他试图长期确保其利益。所以，他试图让别人越来越难以剥夺他的权力。通常他会改变选举规则，使他们能够为现任者带来好处。虽然那样能给现任者带来好处。例如匈牙利：通过年的选举改革，选区及议会的规模都发生了变化，这为将小的选举胜利变成压倒性的议会多数创造了条件。欧尔班今天能以49％的选票获得三分之二的议会席位。那么，如果人们总结上述三项策略的话——抓住裁判、与反对者斗争并且对游戏规则做对其有利的改变——我相信，特朗普政府在第一点上造成了最大的损失。在其他两个方面，迄今它还不是很成功。
问：所以没有恐慌的理由？发热曲线是否往后退一点儿？
答：我们不应夸大这一点，因为存在着我们已经谈到了这种升级的态势。问题不止于唐纳德·特朗普。这背后可以追溯到特朗普之前的美国政治深刻的两极分化。特朗普是一个症状，即使他被罢免、自己辞职或被打败，这种根本的极化仍然存在。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编译/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