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志良江苏苏州人，年出生；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就读于英语系和西班牙语系，毕业后留学古巴哈瓦那大学；年调入外交部，先后在中国驻古巴经济代表处和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工作，年任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一等秘书，年任中国驻巴西圣保罗总领事，年任中国驻尼加拉瓜大使，年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年10月11日，在波涛汹涌的加勒比海上，有三艘帆船正颠簸起伏地向西航行。尽管白浪滔天，船队遇到了出海以来最大的风浪，船上的人们却异常兴奋。这就是哥伦布率领的取道西路前往“中国”和“印度”的探险队。
“圣玛利亚”号想象图
哥伦布乘坐的旗舰叫“圣玛丽亚”号，另外两艘稍小点的帆船叫“平塔”号和“妮娜”号。船队已在茫茫大海中漂流了70天，仍未见到陆地的踪影，不少船员开始灰心丧气，心情烦躁。正当三艘船上的船员们怨声四起，酝酿着一场强迫哥伦布返航的哗变时，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圣玛丽亚”号上的水手忽然发现浪涛中漂来一些绿色芦苇和一根缠着野玫瑰的树枝。接着，风急浪高的海面上出现了一群群飞翔的海鸥。陆地不远了！沮丧、失望和怨恨的情绪一扫而光，船员们欢呼雀跃。
时间到了10月12日凌晨2点。“平塔”号上的瞭望员迪戈·罗德里格斯看见远处月光下有一线黑暗的陆地的影子。银色的月光泻在海边的沙滩上，泛出隐约可辨的亮光。他不禁又惊又喜地大声喊道：“蒂埃拉！蒂埃拉！”（西班牙语：陆地）顺手操起身边的火枪，朝夜空“砰、砰”连放数枪。枪声惊醒了三艘船上所有熟睡的人。为头天出现的一连串接近陆地的征兆兴奋得彻夜难眠的哥伦布跑上甲板，翘首西望。当曙光初露时，船上的人都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块陆地，个个激动不已。
哥伦布与他的探险船队
年10月12日，哥伦布的探险队登上了这块陆地。这是个平坦的小岛，哥伦布把这个岛屿命名为“圣萨尔瓦多”，西班牙语为“救世主”的意思，它就是今天位于西印度群岛最北部的巴哈马群岛无数岛屿中的一个小岛——华特林岛。
年10月12日发生的事情，距今已有多年。前年里，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它。直到年，美国独立前夕，人们才开始将哥伦布奉为“新大陆的发现者”。从此，“圣玛丽亚”、“平塔”和“妮娜”三艘船名，也跟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大名一样，成为世界各国小学生在历史课上必须记住的名字。
仿照哥伦布的旗舰“圣玛丽亚”号复制的木结构三桅船
年10月12日，我见到了“圣玛丽亚”号。那是委内瑞拉为纪念哥伦布到达美洲周年，特地在加拉加斯东方公园的人工湖上，仿照当年哥伦布的旗舰“圣玛丽亚”号原样复制的一艘木结构三桅船。三层楼房高的仿真船已造好了一大半，船身的上半部还被脚手架和挡板遮盖着，我看不见它的全貌。
据我目测，船身全长大约30来米，载重不过吨，想当年，哥伦布驾驶这样大小的帆船横渡大西洋，该冒多大的风险！由于委内瑞拉东北海岸的帕里亚半岛是哥伦布四次航行中唯一登临美洲大陆本土的地方，委内瑞拉对纪念周年显得比其他拉美国家更加重视和积极。
我到委内瑞拉工作后不久就注意到，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的关于即将来临的纪念哥伦布首航美洲周年的文章，绝大多数都不再重复几百年来的传统说法：是哥伦布首先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如今较普遍的提法是“两个世界相遇”，或“两种文化汇合”，偶尔需要使用“发现”一词时，也都小心翼翼地加上引号。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近年来国际上围绕哥伦布到达美洲周年纪念问题，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革命”。多年来，年10月12日这个日子，一直是被当作“美洲的发现”来纪念的。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论断遇到了颠覆性挑战。
年6月，在圣多明各召开的拉美国家和西班牙、葡萄牙周年纪念委员会代表参加的会议上，墨西哥的代表审时度势后，首先提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提法并不确切，因为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美洲从南到北，早已有土著人繁衍生息，他们创造的文化在世界历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那种把年10月12日当作“发现美洲”来庆祝的做法犯有“欧洲中心论”的错误。年哥伦布的远征意味着，过去相互隔绝的两个半球上的人民彼此接近和相遇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开始。从此，欧美两个大陆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彼此促进。
因此，墨西哥学者和政府认为，把“美洲的发现”改成“两个世界相遇”或“两种文化汇合”才符合当今时代的历史观。这样就把欧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放到平等的地位，有利于两个大陆人民的友好合作和国家关系的发展。墨西哥的这一主张得到了许多拉美国家的赞同和支持。
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墨西哥的提议，一致承认“年西班牙船队到达新大陆构成了两个大陆相遇，而不是发现”。因此，哥伦布到达美洲周年所举行的活动应为“纪念”活动，而不是“庆祝”活动。从此，“两个世界相遇”成了纪念活动的基调和主题。
就在我见到东方公园里那艘“圣玛丽亚”号不久，委内瑞拉“纪念两个世界相遇周年筹备委员会”主席塞尔希奥·格萨达参议员，带着两名助手来使馆访问我。他们特地通报中国大使，委内瑞拉准备组织一系列活动，隆重纪念周年。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计划在年10月12日那天，在加拉加斯举行盛大的彩车游行，展示各旅委侨民祖籍国的文化特色。在欧洲、非洲、拉美各国的侨民彩车队之中，也要包括富有中国特色的华侨彩车队，希望这一活动得到中国大使馆的大力支持。
我告诉格萨达参议员，使馆对这一旨在促进各国侨民团结合作和文化交流的活动表示原则支持，但具体落实得与当地华侨、华人团体商量。为此，使馆领事部专门召集首都各侨团负责人开会，认真讨论了参加彩车游行一事。大家都表示赞成，并具体商量了从我国内和香港采购中国锣鼓、舞狮、舞龙的道具、武术器具和民族服装等事宜。
可是没有想到，半年后，当采购的各种物品陆续到齐，准备着手排练时，侨领们去找“周年筹委会”负责人，却惊讶地发现，“筹委员”的办公处已经人去楼空，连办事员也找不到了。一打听才知道，随着周年日益临近，国际上和委内瑞拉国内媒体关于纪念问题的论战愈来愈激烈，反对的声浪愈来愈高，人们对纪念活动的兴趣也愈来愈淡漠，“筹委会”筹款无着，只好偃旗息鼓，草草收场。
同时，我们注意到，一些思想激进的学者、民权组织和印第安团体，不仅彻底否定哥伦布的“历史功绩”，坚决抵制纪念活动，而且对“两个世界相遇”这类折中提法亦予指责，认为实际上不是什么两个世界的“会合”或“相遇”，而是一个世界摧毁了另一个世界。
我从委内瑞拉最大的报纸《国民报》上读到一篇题为《印第安人的大劫难》的专论。作者提供了一大串触目惊心的数字：16世纪初，欧洲征服者来到美洲之前，分布在南、北、中美洲的土著居民估计约有万到1.2亿人，而当时欧洲各国的总人口也不过1.2亿。经过几个世纪的殖民征服，印第安土著人口急剧下降到万至万之间。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一是欧洲殖民征服者的屠杀，二是死于殖民者和非洲黑奴带去的传染病。今天，幸存下来为数不多的印第安人也都退居到自然条件恶劣的热带丛林之中或“保留地”内。
文章根据科学家考证，列举事实说明，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印第安民族已有相当发达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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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文方面，阿兹特克人发明的历法比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历法更准确；
在农业方面，印加人种植的农作物品种之多，超过了亚洲和欧洲，玉米、土豆、西红柿、棉花、烟草等都是后来从美洲传到世界各地的；
安第斯地区居民的环保意识高于同时期的欧洲人，他们很早就懂得修水库，用管道引来高山上的清泉；
在建筑方面，虽然没有水泥，却能建造出坚固的庙宇、宫殿、水渠和金字塔，其工程水平之高，足令现代的建筑师自叹弗如；
中美洲的土人能制作精美的陶瓷器，懂得根据不同气候条件储存食物和改进食物的营养；
印第安人在医药方面也达到相当高度，会用草药治病，甚至会使用麻醉药做开颅手术。
可是，这一切的一切，都遭到了殖民征服者的毁灭。因此，那位著名的专栏作家大声疾呼，要为历史的冤屈平反。他尖锐指出：“今年的10月12日不应该庆祝，而应该反思，应该为年里可怕的种族灭绝悲痛和哀悼。”
那几天里还发生了另一件引起强烈反响的事情。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法律系的学生组织了一次对哥伦布的“模拟公审”。师生们穿着中世纪法官的大袍，头戴发套，在“哥伦布缺席”下开庭，用现代的法律观点对他作为殖民征服者的代表指控了几十条罪状，例如滥杀无辜、侵犯人权、掠夺财产、霸占土地、绑架人口、强奸妇女、图财害命等，诸罪并罚，“判处”哥伦布年“徒刑”。
我看，这不能认为是青年人的戏谑和偏激，而是反映了人们开始用现代的观点来重新审视历史。回想一个世纪前，哥伦布日周年还是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发现权”原则支配下隆重庆祝的，哥伦布也是被人们作为“发现”和“征服”的偶像顶礼膜拜的。今天，在经历了又一个腥风血雨的年之后，人们的观点起了变化，普遍认同把纪念“美洲发现”改为纪念“两个世界相遇”。我想，这不能不说是个时代的进步吧！
本来准备大张旗鼓纪念周年的委内瑞拉政府，也不得不因而低调处理，取消了原定在首都隆重举行纪念活动的计划，只是在10月初，由佩雷斯总统带领几名部长乘坐直升飞机来到当年哥伦布登临南美大陆处——位于苏克雷州帕利亚半岛东端的偏僻小村马库罗，象征性地举行了一次“内阁会议”，以示纪念。第二天，各报仅刊登了一则简短消息和一张照片，未作更多宣传。
10月12日那天晚上，我和静言应邀出席了西班牙大使夫妇在官邸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纪念“种族日”招待会，大家像往年一样，等于参加一次西班牙的国庆招待会，宾客们交谈的主要话题是委内瑞拉的国内政局，谁都没有提及或议论周年这回事。国际上渲染多年、企盼多年的哥伦布首航美洲周年纪念日，在委内瑞拉就这样悄然度过了。
我怀着好奇，打听东方公园湖面上的那艘“圣玛丽亚”号造完了没有，去看过的人告诉我，还跟一年前一样“停工待料”，无人问津。我猜想，这艘三桅船可能永远不会扬帆“起航”了，等待它的命运恐怕跟真正的“圣玛丽亚”号的结局一样：搁浅、拆除。
此后不久，我带着对纪念周年的某些迷惘，走进了老作家阿图罗·乌斯拉尔·彼特里的书斋。
年5月16日，出生于加拉加斯的乌斯拉尔是当今委内瑞拉，也是西班牙语国家里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是委内瑞拉语言、历史、政治与社会三个科学院的院士，他的文学创作以历史小说见长，他的一部成名作就是谴责西班牙殖民者暴行的长篇小说《通往黄金国的道路》。他着重研究拉美的现代史，创作了一批历史题材的小说，被誉为拉美现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创始人。我很早就想拜访他，总因工作忙而拖延。我曾托刚采访过他的新华社记者胡积康转达我的问候，并约他近日会见。
一个周末的下午，乌斯拉尔很高兴地在位于白云缭绕、美丽如画的阿维拉山麓他的庄园别墅里接待了我。这位多产作家已86岁高龄，依然笔耕不辍，他的视力极差，借助电脑放大机继续孜孜不倦地阅读和写作，经常发表一些富有哲理的随笔和评论。我向他介绍了中国翻译出版西班牙语文学名著的情况并请教了他一些有关西班牙、拉美文学方面的问题后，便把话题转到了纪念周年上来。
美洲“被发现”周年之际，作者与委内瑞拉著名作家乌苏拉尔交谈。（《足迹》图）
“您对纪念哥伦布到达美洲周年引发的争论有何高见？”我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
“从严格的历史观点看，年发生的事不能称作‘美洲的发现’。”老作家开门见山地指出：“那种一口咬定‘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的论断，如同说‘年亨利·哈德逊发现了纽约’一样，是十分荒谬的。沿袭了几百年的这类错误评述，实际上是对历史的曲解。”
老学者引经据典地申述：“哥伦布和他的水手们并不知道他们到了哪里，很长时期里一直以为到达了亚洲的某些岛屿。年，一位德意志地理学家在他绘制的新地图上，按照一个比哥伦布晚到新大陆好几年的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Americo)·韦斯普奇的名字阴性命名这块新土地为‘亚美利加（America)’；当时只指南美，而且主要是现今巴西那部分。因此，至多只能说哥伦布和他的伙伴们到达了后来才被称为亚美利加的那块大陆很小的部分，不能说是他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亚美利加’这个名称不仅出现得很晚，而且久久未被人接受。”他又加重语气说，“即使在那个喜欢乱取名字的地理学家把现今巴西那部分称为‘亚美利加’之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18世纪以前都极少使用这个名字。葡萄牙人只管自己那块殖民地叫‘巴西’，西班牙人则固执地使用那个荒唐牵强的称呼——‘西印度’。反倒是北边的英国殖民地较早地接受了‘亚美利加’这个名称，英语念成‘美利坚’，尤其是到了美国独立时，‘美利坚’成了合众国的正式名称。后来，人们把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称为‘拉丁美洲’，因为这个地区人民的主要语言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均属拉丁语系。这个名称取得好，既区别于北美洲，又把墨西哥包括了进来，要比笼统称‘中南美洲’更准确。”
“那么，您赞同‘两个世界相遇’的提法吗？”我接着问。
“我的观点是，从年10月12日起，开始了两个平行而又相互关联的进程，即一个认识新土地、新人民的进程，同时又是一个建立新社会、新文化的进程。”
“那您认为‘两种文化汇合’之说科学吗？”我又问。
老人调整了一下坐在皮靠椅上的姿势，回答说：“如果一定要用‘汇合’这词的话，那么，我认为应该说，今天的美洲是三种各不相同的人文和文化状况的汇合，是欧洲、土著和非洲三个不同的人文和文化现实的融合。在这个融合中，三者本身都发生了变化。西班牙人到达后，新大陆出现的实际情况，既不是欧洲的移植，也不是土著的延续，而是一个全新的现实：一个由欧洲人、土著人和非洲人紧密接触而形成的复合和发展的进程，一种崭新的状况，一段崭新的历史。”
当我正在品味这段用词微妙，立意隽永的话语时，老学者道出了他的最后结论：“总而言之，我们现在称之为美洲的这个世界，并不是年某日发现的，它是从那天开始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和文化现实。对于这个现实，我们至今还没有认识清楚。”
乌斯拉尔这一席话一直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好多年过去了，老作家苍劲有力的声音还常在我耳际回荡：“美洲不是被发现的！”“对它我们至今还没有认识清楚。”
（注：摘自《中拉建交纪实》上海辞书出版社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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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足迹》
作者
黄志良
图片
《足迹》、网络
编辑
外交官说事儿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