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Conrad)
柏林自由大学历史系
熊鹰(译)
“启蒙”，对现代中国而言，是一个持久、徘徊而又沉重的话题。时至今日，它已不复当年的激越，但有关启蒙的历史回溯和思想深究，却仍在持续，并有了新的发展——一种超越启蒙欧洲起源论的全球历史视角正在出现。
以往的历史研究常常认为，启蒙是欧洲独特的现象，产生于欧洲，代表普世愿望并通行世界。本文作者柏林自由大学历史系教授塞巴斯·康拉德从全球史的理论视角出发，批判性地梳理现有史学理论中种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观，在此基础上提出启蒙的全球历史观。他认为，启蒙本身是一个全球现象，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全球共时性内，共同创造的结果。光靠启蒙话语所自我标榜的理性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受到世界经济整合、民族国家出现以及帝国主义发展这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地的人们以他们各自的理解，为了各自的实际需要，并以各自的传统文化为依托援引启蒙的概念。正是这种权利不平等的条件下出现的，全球范围内对启蒙思想的借用、重申和再创造，才使得启蒙主义的多种主张在全球普遍存在。
本文原载《区域》（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全球史中的启蒙：一种历史学的批评
启蒙在世界史中长期占据重要的位置：它象征着现代世界。这种历史叙述在当今仍有影响力。那些标准化的历史叙述以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为前提，同时又不断强化这一神话。它们建立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欧洲是全球影响和交互的动力。但是，现今的历史学家们已经开始对此提出质疑。一种超越启蒙欧洲起源论的全球史视角正在出现。
上述标准历史叙述主要基于一种独特性及其播撒（diffusion）的理论。西方现代性最根本的一个前提是，假定启蒙主义是独特的欧洲现象。在这种历史叙述中，启蒙变成了欧洲独特的产物，它深深根植于西方的文化传统。这一元叙述（masternarrative）得出的结论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激发了知识和科学的发展，酝酿了年之后的科学革命及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这一系列历史过程产生了个人主义、人权、理性主义，以及马克思·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oftheworld）。到了十九世纪，这些现代的因素又传播到了世界其他角落。就像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在《西方的兴起》一书中所宣称的那样，“欧洲早期的一些天才创造了我们，以及二十世纪的这个世界。”
但是，以上这些观点现已岌岌可危。学者们开始挑战这种“现代世界的诞生”的欧洲中心主义叙述。与以前的历史叙述相比，新的史学理论有三个突破：首先，它不再把十八世纪的文化图景，即一般所称的“启蒙”，看作是欧洲思想家们独自的成果，它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创造的结果；第二，新的理论认为启蒙思想是对跨国影响和全球交互的一种反应。在“理性”的进步等欧洲观念之外参与启蒙话语，一直以来是用比较方法和全球视野思考问题的方式；第三，启蒙主义并不以浪漫主义运动为终结。相反，它贯穿于整个十九世纪甚至更久远。至关重要的是，启蒙的历史并不是播散的历史。启蒙主义的全球影响并不由巴黎的一小撮哲学家所引发，它是由身在开罗、加尔各答、上海的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创造的。人们以他们各自的理解、为了他们各自的实际需要，援引启蒙的概念及其中一些他们认为重要的主张。
换而言之，启蒙有它的历史，并且这个历史至关重要。启蒙并不是实体存在（entity）：一个被发明出来并随之播散的“物”（thing）。我们必须要超越那种企图为启蒙定义、并将它的意义看作恒久不变的思维。自从康德年在《柏林月刊》发文以来，历史学家一直纠结于“什么是启蒙”。学者们就启蒙的内容和启蒙的范围所做的讨论汗牛充栋。这些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时因地而异，至今仍无定论。相反，这些研究反而证明了启蒙这个概念是如何的内涵丰富且变幻莫测。
升斋一景《开化因循兴发镜》（）
例如，日本艺术家升斋一景年所做的讽刺画或许可以看做是对康德的一个回应，尽管晚了一个世纪。他在浮世绘作品《开化因循兴发镜》中描绘了明治日本新旧传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中，新兴事物占了上风。但是他所画的事物和康德说的启蒙不完全一样。比如说画中一把西洋伞打败了日本油纸伞,欧式的椅子打败了传统的凳子，现代式样的笔打败了毛笔，砖块打败了瓦片，短发战胜了江户时代男性的“丁髷”发式。整个混战的场面都由画面左上方那代表着明治进步精神的蒸汽火车头牵动。画面的中心则是一个现代的玻璃灯击败了蜡烛。它的光明照亮了前现代日本所处的黑暗，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这幅浮世绘标题的关键词是“开化”，即通常所说的“启蒙”。它有时也对应着“文明”（civilization），带有社会进化的意思。在浮世绘作品中，启蒙可不是一个“准自然”（aquasi-naturaldevelopment）的状态，而更像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如康德所言，“人类的启蒙是不可避免的，但前提是要给人类以自由”。文明开化的实现并不仅仅仰仗说服力，它也诉诸暴力；它不仅许诺解放，即让人类从加之于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它也运用身体强制手段——后殖民研究者在一个世纪之后就此做了充分的说明。
同时，在这幅描述文明现代性的画中出现了一个看似不该出现的东西：人力车。在浮世绘的右侧，一个身上贴着“人力车”标签的人正在踩踏另一个代表牛车的人。与其他象征西方文明的事物不同，人力车并非从欧洲舶来，而是日本明治早期的一个发明。尽管如此，人力车仍和银座大楼的砖块、火车、时钟和电光一起成为了新时代的标志。浮世绘作品中的人力车提醒我们，那些看起来新的、文明的或是先进的东西事实上总是含糊不清且混杂的。与其说它们遵循十八世纪巴黎、爱丁堡或科尼斯堡的原型，不如说它们是当地社会条件和权利结构的产物。
强调世界各地对“启蒙”的不同用法，意味着要拒绝早期对这个概念所做的狭隘定义。最近的欧洲史著作对启蒙思想是一组内部统一的思想这一论点日渐怀疑。相反，现今的历史学家们更关心启蒙思想内部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