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出品方/作者：国海证券，樊磊）
1、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不容乐观。贫富差距可以通过可支配收入衡量，也可以通过财富衡量。从官方公布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来看，中国已经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而官方的基尼系数还存在低估。中国财富基尼系数在主要经济体中排名虽然好于收入基尼系数，但是上升压力明显。我们根据经过调整之后的数据估算，年中国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元人民币的低收入群体仍然高达7.1亿，这些超过一半人口仅占全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4%，而最富裕的1%（万人）人群的家庭人均月收入则达到了近5万元，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到了12%。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足还使得实际收入差距更大。
1.1、中国居民收入的贫富差距已经较大
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较高的位置，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不足使得实际的收入分配差距可能更加恶化。
1.1.1、中国收入的基尼系数存在低估
可支配收入在居民之间的分配是衡量贫富差距的基础指标。收入的基尼系数被广泛用于衡量一个经济体的贫富差距。中国官方公布的收入基尼系数在年前后达到顶点，此后虽有回落，但近两年又有所反弹。在G20国家中，中国的基尼系数仅次于拉美的巴西和非洲的南非，甚至高于在发达国家中普遍认为收入不平等的美国，已经是全球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
即使如此，我们认为官方公布的收入基尼系数可能还存在低估。该基尼系数是通过统计局调查公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估算的。但是通过统计局调查获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人口计算的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总量显著的低于统计局通过资金流量表公布的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总量；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高收入阶层可能瞒报收入。从年以来，两个数据的差异超过GDP的15%。在这种情况情况下，中国真实的基尼系数可能高于统计局公布的数值。实际上学术界一直对于中国官方的基尼系数有质疑。
1.1.2、公共服务的分配也是影响居民实际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
此外，虽然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异被普遍用于衡量一个社会贫富差距的水平，但是造成实际贫富差距还包括不同居民享有（转移支付之外的）公共服务的不同。例如，*府为不同省份的小学生支付的公共教育经费就存在明显差异，这意味着即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完全相同，他们实际享有的福利水平也会存在差异。
与美国对比，中国*府以及与*府密切相关的具有公共服务职能的国有企业直接支配的资源占GDP的比重更高，原则上说，其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分配对于居民实际贫富差距的影响可能更大。
首先，中国*府（含财*支持的事业单位）可支配收入占GDP的份额17.8%比美国10.8%更高。
其次，中国*府通过融资、出售包括土地在内的国有资产等方式又在可支配收入之外额外获得了大量的资金可以直接支配，这使得中国*府直接进行的资源配置规模——包括最终消费（包括国防、公务员工资、公立教育、公共医疗等）、资本形成（公路、市*设施等）和资本转移（无偿向企业转移资本、减免债务等）——进一步上升，达到了GDP的22.5%，也高于美国17.5%的水平。这些*府支出的行为有许多直接和间接的通过免费或者比成本价格低的方式向居民部门提供了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最后，由于中国还有大量承担公益事业的国有企业（铁总、国家电网、城市地铁公司等），包括地方*府融资平台，他们资本形成之后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有一部分因为免费或者低于成本价格而具备社会福利的属性。
从一些部门和行业的数据——如重点大学在不同省份的录取率有显著差异——来看，虽然*府一直在努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中国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高。这使得中国居民的实际收入分配差距可能还要高于可支配收入所显示的水平。
1.2、财富的贫富差距高于收入
除了可支配收入的差异，衡量贫富差距的另一个指标是财富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财富水平一方面取决于可支配收入扣除消费等结余的直接积累（形成资产），一方面也包括居民在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本质是企业的税后未分配利润）中拥有的份额的积累（形成资产），还受到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
数据显示，中国居民财富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绝对值甚至还要高于收入分配。但是，相对而言，中国居民财富的基尼系数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好于收入不平等的排位。我们认为，除了中国实施市场化改革的时间相对较短，财富积累的历史较短之外，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和它们代表的资产价值）为公众所有可能也是重要的解释之一。
但是，从趋势上看，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上升的压力不小。年之后财富水平排名前0.1%居民所占有的财富份额已经超过了后50%的居民的总和，近几年以来两者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
1.3、中国居民的收入与财富分配图谱
为了解决高收入阶层瞒报收入的问题和提供更直观的关于中国贫富分化的图景，我们利用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InequalityDatabase,WID)的数据并参考一些其它数据对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进行了估算。我们的数据显示，单纯以可支配收入4而言，年中国家庭人均（含有工资收入的人员和被抚养人员）月可支配收入低于元的还有1.1亿，低于元的低收入群体有大概7.1亿。人均月可支配收入超过元（或一个三口之家达到约元/月）就进入到了前20%收入人群。
但是中国收入最高的1.4亿人（top10%）的准入门槛是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8,元，平均收入是16,元；最高收入的1%（万人）的准入门槛是家庭人均月收入21,元，平均收入49,元，最高0.1%（万人）收入人群的准入门槛是每月人均收入59,元，平均收入为,元。
从占比上看，中国最高收入1%和10%的居民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2%和39%，而后50%分位数居民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仅为14%。
中国居民财富分配的绝对差距更为惊人。WID的数据显示，在年，中国财富水平前0.1%的居民的平均个人净财富已经达到5,万，前1%则平均为万，而后50%的平均财富水平仅有区区4万元，后10%甚至为-0.7万元。
2、贫富差距的原因:市场VS*府
虽然社会各界对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与其他国家相比显得较大且这种差距是许多社会矛盾的来源有共识，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差距则存在较大争议。一些人认为是市场化改革未能到底的结果，半市场半*府的体制导致了大量权力寻租的空间，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日益严重；另外有一些人则认为是市场化过度的结果，伴随着时间的积累，市场会导致有优势的人优势更加明显（马太效应），特别是教育与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更是剥夺了穷人翻身的机会。
市场派的支持者认为，充分的市场化和有限的*府干预就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经典的福利学第一、第二定律证明了在一个完美的市场中，竞争可以自动实现资源配置和收入的“帕累托最优”；且每个人的收入只与自身最初状态的资源禀赋有关。因此，可以通过设计一个一次性的税收调节，调整初始资源禀赋，使得个体最终的收入差距减少并且不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市场竞争同时意味着机会均等和效率优先；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当然是未能做到上述两点，特别是市场化的改革确实不够充分。
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市场失灵与*府失灵同时存在，贫富差距较大的原因则难以简单的用市场化（*府干预）的不足（过度）来概括。如果一定要做个总结，可能只能说在天赋、财富继承等先天因素之外，三大因素都对中国较高的贫富差距有贡献：一些市场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市场化未能完成；另一些领域则存在市场失灵；而*府在履行自身职能方面也还有改善的空间。
2.1、先天因素与外部冲击的影响
贫富差距首当其冲与出生（先天因素）有关。不仅仅每个人的天赋不同会影响收入，财富的继承是个体贫富差距最主要的根源之一。中国的经济制度允许财富从上一代向下一代传递，而且由于遗产税等财产税税种的缺失，这种传递还比较便利。这当然会导致中国的贫富差距较大。但是从中国许多白手起家亿万富豪的收入来看，可能比普通人高一万倍。考虑到这些富豪不可能比普通人聪明一万倍，体力好一万倍，解释贫富分化必须考虑其他的因素。
学术界普遍认为包括科技革命引发劳动力市场两极化、新冠疫情冲击低端劳动力就业、和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制造业工作流失等外部冲击也导致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上升。但是对中国而言，这三项外部冲击前两者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但最后一项反而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既然绝大多数其他国家都面对这三大冲击，为什么中国的收入差距仍然较高呢？我们需要对此进一步探讨。
2.2、市场失灵的影响
我们认为更高程度的市场失灵，如市场竞争不充分、信贷约束等可能是中国收入差距较大的重要解释。市场失灵不仅仅影响效率，一些市场失灵也会导致收入分配的差距较“完美市场”的水平上升。
首先，不完全竞争（垄断）会导致利益分配有利于富裕人群，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市场竞争不充分可能导致企业家阶层获取更明显的垄断利润。由于企业相对劳动力一般拥有更大的垄断势力，富人（包括优秀的企业家）作为公司特别是大公司所有者因此可以从弱势的劳动者甚至是普通人获取超额收益。
新兴市场国家的反垄断措施不完善，许多新兴领域也竞争不充分，更容易造成贫富分化。年以来中国大企业的资产回报率相对其他类型企业明显上升可能是许多领域产业集中度上升的一个证据。互联网平台企业利用社交网络效应形成的垄断尤其明显。
其次，信息不对称、较高的交易费用使得穷人面临“完美市场”中不应该存在的信贷约束，无法投资并发展自身的人力资本，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生在贫困家庭的人才甚至是天才都可能因此被埋没。中国低收入阶层绝对收入水平较发达国家更低，抵押品等更为匮乏，面临的金融约束可能更加严重。
第三，由于富人更有能力持有风险资产，风险溢价可能也是贫富差距的重要来源。而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回报中风险溢价较发达国家更高一些，理论上似乎也会导致更高水平的贫富差距。
最后，近些年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指出理性人的假说在许多条件下是不成立的，而企业会努力抓住这种机会以获取这种超额收益。类似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在金融管制、市场管制的放松的同时常常出现监管制度又没有完全跟上的现象，可能导致资本有更多攫取超额利润的机会。例如，被*府整顿的“校园贷”等一些活动就是放款者利用借款者有限理性的机会攫取超额利润的一种方式。
2.3、*府失灵的影响
在市场不完美之外，*府运作的缺陷也造成了贫富差距。一般而言，*府有三大职能：1）*府履行其强制执行合约，保障契约自由，维护竞争秩序等维护市场运转的基本职能。2）考虑到市场并不完美，*府还需要履行额外的职能以弥补市场的失灵，如提供包括基础教育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建立可以很大程度上对冲通胀风险的基础养老金制度，保护有限理性的消费者等。3）也正是由于市场失灵，一些时候收入的差距会导致机会均等的下降，一些时候效率与公平不能并存；而且一定程度的“公平”（我们这里指结果的公平，或者以可支配收入的均等为代表）也是人类社会普遍追求的公共品。出于这几个方面的考虑，*府有收入分配再调节的职能。
在这个过程中，*府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力和责任；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府治理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府肯定无法完美的履行自身的职责，存在*府失灵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些领域*府失灵也是当前中国贫富差距较高的原因。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认为中国*府在干预市场失灵和履行收入再分配职责方面做的不够。例如，公共教育是实现机会公平、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财*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距离发达国家的水平有明显差距。又例如，由于税收监管和税收体制等方面的问题，中国调节收入分配的个人所得税沦为工薪税，富裕阶层反而有各种方式避税，影响了调节的效果。
无论是在弥补市场失灵还是在调节收入分配的过程中，富裕阶层、（富裕的）利益集团（包括权力的拥有者）可以利用自身影响力来制定规则，增强他们拥有的市场垄断势力15，甚至合法而不公平的分配公共资源。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可能更低一些。
例如，在采用统一试卷全国不同省份高考录取分数线差异较大甚至引发学生起诉教育部“违宪”16，北京等省市后续采取自主命题的高考制度安排有掩盖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嫌疑17。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衰退对阶层固化有着直接影响，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弱于城市的一个基本解释是农民阶层在*治博弈中处于较弱势的地位。此外，*府官员离职进入与自身权力相关领域企业就职的“旋转门”肯定也会导致收入分配的恶化，等等。
由于中国存在的地方*府考核GDP、考核税收收入等激励机制的扭曲，*府可能存在过度补贴资本，对劳动保护不足等问题，导致收入分配失衡。
最后，少数腐败分子利用公权力（包括国企、事业单位）谋取私利也对贫富差距扩大有影响。
2.4、转轨经济体：一些领域市场化不足的影响
此外，对于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体，在许多领域的市场化还没有完成，也会造成贫富差距偏高。一方面，在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仍然受到户籍、土地性质管制等较多的行*管制的影响，使得农民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受限。一方面，金融、公用事业等行业仍然存在相当的准入限制，而优势地位群体通常更有机会借助特许经营牌照获取垄断租金。
2.5、从收入不平等到财富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当然对财富不平等有直接的影响，因为财富的一个主要来源在于收入扣除消费之后的积累。当然，财富另外一个重要的来源与资产价格波动有关。至少最近十余年以来全球财富分配差距的扩大与资产价格持续的上涨以及财富收入比的上升有关。
一些观点认为货币*策的持续宽松导致了资产价格的上涨，使得富人获益更多。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利率是资本的回报，利率的下行与资本回报的下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利率和资本回报同步下行，资产的价格会保持稳定（PB基本在1左右；盈利下降恰好被估值上升对冲）。之所以会出现一些资产价格大涨，我们认为本质还是与垄断有关——垄断保证了一部分资产的回报不下降，又受益于利率的下行提升了估值水平。美国头部的上市公司和包括中国一二线城市在内的全球大城市的房地产都是典型的具有相当垄断势力的资产。
我们这里对美国企业垄断力量的上升做一点说明。研究表明近几十年包括工会力量衰退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美国企业的垄断力量持续上升，以至于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研究都认为美国经济的许多行业甚至是多数行业不能够再用充分竞争的模型来描述。
垄断势力上升在微观层面的两个证据是：1）美国企业利润占GDP的份额上升与市场真实利率背离——在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利率反映了资本的回报，资本回报较高会刺激企业借入资金扩大再生产，带动利率上升；但是如果垄断广泛存在，企业可以有较高的资本回报但是却并没有兴趣增加资本支出，两者就会出现背离。2）美国大型企业ROIC的上升尤其明显。
2.6、有关共同富裕的讨论：效率VS公平
从贫富差距的来源来看，效率与公平（可支配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之间的关系至少存在下面三种可能性：
一些措施可能同时改善公平与效率，应该努力实施：
不存在市场失灵但是由于历史和利益集团的问题而市场化不足的领域推进市场化改革；包括要素价格的改革，打破行*垄断等；
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通过有效的*府干预纠正市场失灵，例如*府打击天然垄断，*府出资资助基础教育等；
改善*府失灵：例如打击腐败，减少优质公共服务过度向一些利益集团倾斜，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减少*府对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过度补贴等。由于信息不对称、*府运行有成本因此收入再分配有成本等因素，一些措施可能需要牺牲效率换取公平，要把握好度：
向富裕人群征税所得税，财产税；加强相关税收监管等；
对低收入人群转移支付，实施补贴，在养老、住房等多领域实施救济；
允许工会通过集体协商的制度与企业谈判工资等；最低工资制度、《劳动法》限制劳动者的最高工作时间等。
一些措施则即可能降低效率，同时使得收入（财产）的公平恶化，这种*策陷阱需要避免：
在市场可以比较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打着公平分配的旗号增加*府管制、推动国有化很可能降低效率；如果这种行为还导致权力寻租的增加那就还会使得收入公平恶化——委内瑞拉执行的*策有许多就属于这一类；
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打着“提升效率”的旗号减少了*府的干预和纠正：例如在电信、石油管网、公用事业等天然垄断的行业推动私有化且缺乏定价管制；放任有限理性的金融消费者被高利贷盘剥等；
*府治理能力下降导致*府失灵范围扩大、程度加深：如公共*策为利益集团所裹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退化，*府腐败程度上升等
3、共同富裕的*策选择：回顾与展望
近期中国决策层释放的“共同富裕”的*策信号和一系列的“重拳出击”引发了媒体、社会和资本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