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年3月，缔约方同意成立贸易合作组织管理《关贸总协定》的规则并发起国际贸易谈判，不过它对成员国的贸易*策没有任何发言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第二个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贸易合作组织的议案，他表示：“如果美国没有成为贸易合作组织的成员，那么整个自由世界对这件事的解读将是：我们国家并不想真正致力于扩大贸易。”
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加强这一机构，世界贸易体系有可能受到侵蚀。总统警告：“这样的事态发展只会给予共产*可乘之机。”不过国会还是对贸易合作组织持谨慎态度，原因与它不想支持《关贸总协定》的原因是一样的：国会仍然对所有可能削弱其贸易*策权的行*协定持怀疑态度。国会以其他紧急事务为由推迟了议案的听证会，之后也从未就其采取过行动。进一步减少贸易壁垒的多边谈判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搁置状态，与此同时，一些国内利益集团试图在国会的支持下开辟出特定的保护领域，就像农业领域的价格扶持那样。
比如说，石油业一再努力并最终成功使*府出手帮助他们对抗进口影响。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是石油净出口国，但中东和北非的增产压低了全球价格，因而美国在战后成为净进口国。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净进口占国内消费量的10%以上。标准石油、德士古和壳牌等主要石油生产商拥有大量国外储备，对限制进口没有兴趣。但是得克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小型独立生产商并没有这样的多元化经营，而且深受生产成本走高和产能闲置之苦。因而他们要求实施进口配额，理由是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威胁国家安全。
在宾夕法尼亚州煤炭生产商和煤矿工人的支持下，理查德·辛普森牵头要求实施石油进口配额。由于汽油和家用燃料油开始取代煤炭的能源地位，全国煤炭协会和矿工联合会试图通过限制石油进口支撑煤炭需求。因此，肯塔基、宾夕法尼亚和西弗吉尼亚等煤炭州加入了俄克拉何马、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等石油州的行列，支援要求实施配额的呼声。虽然艾森豪威尔反对保护，但他还是在年宣布了“自愿性”石油进口配额计划，这份计划毫不令人意外地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断了中东石油的流入，也从国家安全角度证明了建立国内备用生产能力的合理性。
因此，美国在年设立了强制性石油进口配额计划，该计划将原油和精炼产品的进口限制在美国产量的12%左右。这一进口配额一直生效至年，它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外后果并在近20年后影响了美国。强制性石油进口配额计划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进口石油给予优惠待遇，却歧视来自委内瑞拉和中东的进口。作为回应，这些国家在年组建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以下简称欧佩克）。欧佩克控制了全球市场上80%的在售石油，于是该组织开始寻求限制生产，从而提高全球价格。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初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
也就是说，石油进口配额不仅导致美国国内石油供给被更快耗尽，而且帮助推动了欧佩克的建立，从而让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雪上加霜。劳工运动支持开放贸易的立场在20世纪50年代也开始动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要工会意识到出口带来的就业机会要胜过进口构成的威胁。于年合并成劳联-产联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组织联合会宣布支持逐步降低贸易壁垒，条件是对受到不利影响的工人给予调整援助，并通过协商建立起国际公平劳工标准。
但是到了50年代末期，进口开始造成服装产业的工人纷纷失业（尤其是女装工人、男装工人、纺织工人、帽匠和皮具工人），一些工会开始重新考虑是否还支持降税。尽管如此，由于进口一直稳定在不到GDP3%的水平，保护主义压力在这10年里普遍减弱，新的贸易保护措施也鲜有出现。危险点条款从来没有形成过阻碍，因为多边贸易谈判只是零星举行，而且从没表示过要对现行*策进行重大改变。而作为主要保护渠道的例外条款也很少被援引。从年至年，关税委员会对种产品进行了项例外条款调查。
在完成调查的例个案中，有72例没有发现任何伤害。在发现进口造成伤害的41起个案中，总统接受了15起，否决了26起。就像杜鲁门总统当年拒绝对意大利的进口大蒜实施限制一样，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认为，比起停止国内产业受到的伤害，外交*策或其他利益更为重要。例外条款限制了无花果干、苜蓿草籽、女式毛皮毡帽、手表、自行车、亚麻毛巾、弹簧衣夹、安全别针、不锈钢餐具、铅和锌、地毯的进口，但这些商品只占据了进口总量的一小部分。
虽然国会没有兴趣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但支持开放贸易的*治力量在20世纪50年代轻轻松松地维持住了现状。虽然出口导向型利益集团仍然对支持自由贸易的投票产生了影响，不过《互惠贸易协定法案》之所以得到延期，部分原因还在于贸易*策与外交*策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联。即使国会议员所在的选区没有很多强大的出口导向型利益集团，大多数人也都因为这些更广泛的原因而对现行*策感到满意。共和*人尤其认同的一个观点是，更加自由的世界贸易是反共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艾森豪威尔在年的国情咨文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扩大国际贸易和投资，并帮助那些即使倾尽全力也仍然无力确保自由世界安全的友好国家。”在一项针对20世纪50年代国会投票模式的研究中，贝利找到的证据可以证实下面这种观点：“美国人民深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