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任何美洲人不得种植葡萄、拥有葡萄园、种植烟草、酿酒或种植橄榄树——西班牙不允许竞争。毕竟，它通过向殖民地出售商品，每年能赚取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0亿美元）。但是，在一次奇怪的自毁行动中，西班牙对其殖民地的生产力和自主权施加了严格的限制。克里奥尔人被征收惩罚性税收；印第安人或梅斯蒂索人只能从事卑微的劳动；黑奴只能在田里劳动，或者在家里做用人。
不允许任何美洲人拥有矿山，也不能在不向殖民当局报备的情况下开采矿脉。禁止开办工厂，除非是注册的制糖厂。巴斯克企业控制了所有的航运。制造业被严格禁止，即便西班牙并没有与之匹敌的制造业。最令人恼火的是，新征的高税收——每年万美元——没有用于改善殖民地的条件。这笔钱被原封不动运回了西班牙。美洲人对此十分抗拒。“大自然用无边无际的浩瀚海洋将我们与西班牙隔开，”遭放逐的秘鲁耶稣会会士维斯卡尔多—古斯曼在年写道，“一个儿子如果发现自己与父亲如此遥远，在处理自己的事务时还总是等着父亲做决定，那他就是一个傻瓜。”
就像托马斯·杰斐逊的《英属美洲民权概观》一样，这是对殖民主义固有缺陷的有力批评。一个游荡在加拉加斯街道上的富有孤儿理解不了周遭暗涌的经济动荡，但是他不可能看不到人的动荡。目之所及，街道上处处都是黑人和穆拉托人。这片殖民地上的帕尔多人太多了，他们是黑奴的混血后裔。欧洲的奴隶船刚刚将2.6万非洲人卖到加拉加斯，这是这个殖民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奴隶输入。每十个委内瑞拉人中就有一个黑奴，一半的人口是黑奴的后代。尽管西班牙已禁止种族通婚，但这些法律遭到无视的证据在他身边比比皆是。
在西蒙·玻利瓦尔的早年生活时期，加拉加斯的人口增长了三分之一以上，种族阶层也前所未有地增多，呈现出名副其实的肤色“光谱”。其中有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几乎都是私生子。也有纯血统的印第安人，但人数不多，他们的群体数量已锐减至原先的三分之一。那些没有死于疾病的人被逼入偏远乡村，以原始部落的形式生活在那里。另一边，白人占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但其中绝大多数是贫穷的加那利群岛人（克里奥尔人认为他们血统不纯，明显比自己低贱）；要么是浅肤色的梅斯蒂索人，冒充白人。
即使是一个在这个拥挤城市的后巷里踢石子的孩子，也能看到一个严密的、用肤色编码的等级制度在发挥作用。种族问题一直是西属美洲的一大症结。以法律强迫印第安人向国王进贡，无论是通过强迫劳动还是税收，都激起了强烈的种族仇恨。几个世纪过去了，随着有色人种的增多，确定“白人”的制度变得空前腐败，滋生了越来越多的敌意。西班牙开始出售“血统净化证明书”，这种证书向浅肤色的人授予每个白人自动拥有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受雇从事更好工作的权利、担任神职的权利、担任公职的权利、与白人结婚的权利、继承财富的权利。
出售证明书为马德里创造了新的收入，也不失为一个精明的社会策略。从西班牙的角度来看，可购买的“白人”身份将提升有色人种的希望，并防止克里奥尔主人们变得自大。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西属美洲的种族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到玻利瓦尔出生的时候，殖民地爆发了一系列种族叛乱。麻烦始于年的秘鲁，当时一名男子号称自己是最后一任印加统治者的直系后人，自称图帕克·阿马鲁二世。他绑架了一位西班牙执*官，公开处决了他，并与个印第安人一起向库斯科进发，沿途杀害西班牙人。此前的外交手段没能奏效。
一开始，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写信给国王的使节，恳求他废除对印第安人的残酷剥削。当去信被无视后，他集结了一支庞大的*队，并向克里奥尔人发出一份警告：我已经决心摆脱难以承受的重负，除掉这坏*府的领导人……如果你们选择支持我，将不必承担任何不良后果，无论是你们的生命还是你们的种植园，但如果你们拒斥这份警告，就将面临毁灭，承受我*团的怒火，它将把你们的城市化为灰烬……有7万多人听命于我。
最终，保王派*队镇压了叛乱，印第安人付出了约10万条生命。被俘的图帕克·阿马鲁二世被带到库斯科的中央广场，西班牙视察官要他供出同伙的名字。“我只知道两个人，”那俘虏答道，“就是你和我：你是我们国家的压迫者，而我希望把它从你的暴*下拯救出来。”那西班牙人被这番无礼激怒，命手下割下那印第安人的舌头，并当场将他处以车裂之刑。但是，拴着他的手腕和脚踝的四匹马不听使唤。士兵们转而选择割断图帕克·阿马鲁的喉咙，砍下他的头颅和手脚，并把它们挂在城里各个十字路口的木桩上示众。酷刑和处决持续了一整天，直到他的所有家人都被杀害。
图帕克·阿马鲁最小的孩子看到母亲的舌头被扯下来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传说那声叫喊是如此撕心裂肺，令人过耳难忘，昭示着西班牙在美洲统治的终结。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的命运引起了巨大反响，相关消息传遍整个殖民地，既鼓舞又恐吓了所有打算发动类似暴动的人。对黑人来说，奴隶制的剥削前所未有地不堪忍受，他们起义的冲动越发迫切；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但对克里奥尔人来说，叛乱的想法现在激起了一种恐惧，他们担心复仇不仅将来自西班牙，还将来自大量的有色人种。几个月后，这些担忧在新格拉纳达得到了印证。
当时，一支由克里奥尔人领导的2万人队伍游行反对波哥大的总督辖区*府，抗议高税收。其中一位领导人何塞·安东尼奥·加兰被狂热的气氛冲昏了头脑，宣布黑奴获得自由，并敦促他们拿起砍刀反抗他们的主人。加兰和同*也一同被处决——枪决或绞死。西班牙成功地用残暴手段镇压了不满分子，至少暂时如此。但是，西班牙几乎无力压制欧洲启蒙运动为殖民地带去的自由诉求，哪怕向外国读物颁布禁令也无济于事。年，《人权宣言》在法国发表。5年后，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安东尼奥·纳里尼奥将它与美国《独立宣言》一起秘密翻译过来，并偷运到整个美洲大陆志同道合的克里奥尔人手中。
他们的奋斗口号是：“不公终将带来独立！”——引自伏尔泰的《坦克雷德》。纳里尼奥被捕后被送往非洲地牢。但是在此期间，随着法国共和派攻占巴士底狱，将王室成员送上断头台，随着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头颅被高高挂起，昭示全巴黎，一阵血腥的回音响彻圣多明各的街道，委内瑞拉人也吹响了战斗的号角。这并非纳里尼奥等知识分子想象中的庄严的独立之路，这是一场奴隶之子领导下的起义。有着一半黑人和一半印第安人血统的何塞·莱昂纳多·奇里诺从委内瑞拉来到圣多明各，目睹了那里的奴隶起义如何消灭了岛上的白人，并将这个新大陆曾经最富生产力的殖民地变成了黑人的海地共和国。
结语
年，他回到委内瑞拉，召集了一支由名黑人组成的革命力量，洗劫了大庄园，杀死了白人地主，使整个科罗城陷入恐慌。但是没过多久，西班牙人就制伏了他们。奇里诺被捉拿并遭斩首，他的头颅被放在科罗和加拉加斯之间道路上的铁笼子里，他的双手被送到正西方的两个不同城镇。对于那些心怀不满的曼图亚诺来说，个中教训再清楚不过：那些愿为自由献身的人也可能想要平等，一场革命真的能颠覆一切。在大街上，在马厩里，在厨房里，西蒙·玻利瓦尔想必从惊慌失措的仆人口中听说了这些事情。他就这样长到了12岁。